----------------------------------------------------------------------------
中国正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发展阶段？中国之谜已成为经济学的“滑铁卢”？新经济形势下的中国企业战略定位是颠覆性的吗？
日前在杭州举
办的“2005浙江大学EMBA管理前沿论坛”上，王德培为与会的百余位浙江企事业高管做了一场精彩讲座，他演讲的主题是“新经济形势下中国企业的战略定位”。他精辟地分析了当前的新经济形势，并从企业定位的N个纬度、企业文化的悖论、被颠覆的企业战略等方面破解“中国经济之谜”，层层揭开企业战略定位的实质。
■中国的财富从哪里来？
俄罗斯的一位副议长带着女儿站在上海黄浦江边，遥看对岸海市蜃楼般的繁华景象时，他女儿问：“哪来这么多钱，中国不是很穷吗？”副议长说：“我也没想通，中国的财富哪来的呢？我想可能是中国人花了一千天研究这个方案。”
中国经济就像一个谜，感到迷惑的可不仅仅只是这位议长。“当今世界经济学界有一个现象，凡是预测美国、预测中国，都是大跌眼镜。为什么呢？”王德培说，“因为原有的理论和现有的经验，一旦放到美国和中国面前就不管用。美国是引导当今世界发展新潮流的一个最强大的国家，它发展的轨迹诡秘；而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当量最大，速度最快，它发展的轨迹也很诡秘。上世纪90年代初，许多看走眼的大投资商，现在都捶胸顿足。”
那么，前20年中国以全世界最高的速度发展，原因何在？
王德培认为，中国的发展有赖于“4+1”。他指出“4”就是中国拥有的几个比较优势差。“中国的第一个优势差是劳动力便宜。一个美国人的工资可以雇用50个中国人，一个日本人的工资可以雇用20个中国人，一个上海人的工资可雇用两个昆山人、5个安徽人。水有位差，才有水流，有100多米的位差，才有三峡大坝，这种位差可以转换成能量。”
“中国的第二个优势差是在整个工业化的过程中，还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我们的产业需要发展，技术需要更新。我国地理地貌的特征是西北高，沿海低，但产业是倒过来的。这些梯度今后是我们国家的保障，只要这样的梯度流动两三年，利润就出来，订单就会来。”
“中国的第三个优势差就是经济规模总量大，市场博大。摩托罗拉绝对没想到他们最大的利润来自我国。我国转眼成为世界高速公路老二，我国地方官员经常在电视屏幕上戴着鲜花剪彩，我国每年大约有三千公里的高速公路投入运营，这样的高速公路能带来大量的车流，车流量一上去，订单也会来。这样的一个市场表现在方方面面，非常博大。”“中国的第四个优势差，就是体制上面的优势。如果三峡是100米，它至少是300米，因为有这个差，才带来这几年的发展。”
王德培说，这就要再讲那个“1”。在重大的历史转换过程中，国家禀承什么样的发展战略，就是“1”。邓小平提出国家战略24个字：“站稳脚跟、冷眼观察、沉着应对、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
■中国经济正处于起飞期
王德培指出，市场经济的临界状态即将翻过去，中国经济改革将迎来新时代。过去20年的改革，基本上是在价格和企业经营等层面上的改革，市场经济的许多基本要素，如货币、利率、资本交易、承认作为生产要素的人力资本的价值以及知识产权等并没有发生重大变革。中国的第二次改革将以解放这些基本生产要素为起点。
■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王德培预计，中国经济发展未来可能出现的新动力有两个方面：
一是市场深化。时至今日，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发展，更多的是在商品市场化上做文章。在初期阶段，这足以为中国经济增长打下半壁江山。但当市场体系趋于成熟，仍停留在商品层面已无作为空间。市场化的步伐逐渐深入核心，要素市场化必成下一阶段攻关目标，这也是市场经济层次提升的重要标志，由此引发的经济增长动力与商品市场化动力相比，将更为汹涌澎湃。
二是创新空间。中国经济多年快速增长已用足后发优势中引进与吸收的好处，而原创的东西并不多，这就为下一阶段发展中的创新留下了广阔的空间：在经济模式的创新上，“知识经济”、“新经济”曾盛极一时，极大地促进了现实经济的增长。近年来，“人文经济”、“生态经济”、“体验经济”等概念层出不穷，借鉴并创造适宜于自身的模式概念并引领经济增长，将是创新的主方向之一；在科技创新上，基础科研与高端研发齐头并进，将成为经济增长的坚实基础。
■老总要发动“1%”的革命
近年来，国际上跨国公司有2500多名高层“政变”，最近的就有李开复离开微软加盟Google。国内的企业也从早年“小霸王”段永平出走创造“步步高”到方正高管集体“叛逃”加盟海信；从牛根生“扫地出门”与伊利的市场角逐，此类事件呈愈演愈烈之势。
那么，是什么让相见恨晚的老板和经理人，最终沦落到相别如仇收场？
王德培分析，行将卷起的企业政治革命浪潮主要来自于四股历史的作用，一是资本与知本的对决，二是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三是环境复杂化、企业模块化，四是人人都想做老板的社会心理。“企业政治革命这股浪潮的来临已经不在于道德是非、权术谋略的问题了，而是经济、社会、人性迈入新历史境界的必然。”王德培指出，作为老板，尤其是“国退民进”过程中从“厂长”转变为“老板”的人，依靠原有的“家长制”、“一言堂”已经不能“安享天下”了，关键在于自我革命以适应形势。柳传志、王石等优秀企业家当初选择了股权分散以弱化权力争夺的矛盾，就是顺势而为的明智之举，不仅使股东、董事会和管理层的职责和权利界定得比较清楚，而且还避免了许多民营企业创始合伙人之间的冲突和震荡，使管理团队长期稳定，成为令人尊敬的企业家。
他说，在权力革命的跌宕起伏中，老总如不发动“1%”的自我革命，“99%”就要革你的命，与其落入被革命的窘境，不如争取主动，先发制人。主动放权让利，勇于沦为“金股”或“最后一根稻草”，将大部分权利归于下属同仁，而自己只需做一个“掌舵人”，把握企业发展的大战略和大方向，即为1%的自我革命。如此一来，经理人们各自为政、各司其职、各负其责，拥有一个当老板的舞台，既能体验到当老板的感觉又能感悟当老板的艰辛和压力，许多矛盾自然也就熄灭在摇篮中。当然，老总革命的深度和广度还取决于潜在革命者的“资质”，若是“寄生型”，则老总的压力感不会太强；若是“自生型”、“责任型”，则破釜革命实为当务之急。
■温州人出路在于做“犹太人”
在温州乃至浙江希望温州资本反哺地方经济，以及外界把“温州人”视同投机者的时候，王德培表示，温州人的出路在于做东方的“犹太人”，出门求发展。“目前温州人在全国各地从事经商、办厂有160余万人，在海外的也有40余万之众，在全国已实现投资总额累计达1000多亿元。”他说，正是因为温州人敢闯，所以才能克服温州资源匮乏的弱势，走在全国经济的前列，到如今才拥有了走出去的实力。温州人在走出去的同时不仅得到了资源、人才和利润，也为温州实现传统产业转移、发展高附加值产业置换出空间。
他说，反哺是应该在温州人成功地成为“犹太人”，在外得到利润之后，建立在自然的反哺基础上的。“以色列近年来的科技等都位于世界领先的地位，靠的都是世界各地犹太人的自然反哺。”
■要有一种面向未来的文化
美国地理教科书的扉页中讲到：“遥望目力所及的远方，想像着天际线那边的事情，迈开坚定的步伐，走向远方、战胜远方，那是美国人的精神和文化。”“由此可以看出，美国人的文化是一种未来型的文化，而我们的文化是一种历史型的文化，面对问题都是到历史中去寻找答案。”王德培说，我们总喜欢总结经验教训回头看，不断地回头看，这些年这个负担太大了。“从21世纪我们能看到的一些特征来看，实际上往往是头脑型产业的国家，很可能在21世纪中叶能重新引领全世界。现在有人说瑞士已经在超过美国了，而且据说印度很可能走脑力发展的道路，现在好多中国人看不起他，认为愚昧得很，我看整个历史也是一段一段的，在某一段也很难说。”王德培说，真正的21世纪这个脑业，就是敢于破旧立新、无中生有，就是追寻未来，不断体验经济，在文化消费中不断去开辟新领域，从这个意义上，美国人的精神还是要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