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馆、引水渠、桥梁、歌剧院、博物馆、市政厅，回到古代，这些非凡的公共建设项目是一个文明的科学和艺术技巧卓越的社会的最持久证明，当然不可避免地也体现其政治和文化野心。今天的法院、学校、公路、大使馆等也像是存放一个民族在某一个特定时刻的理想和能力的资源库。30年前，建筑政策只是一个粗略的想法。而今天在许多国家，它已经是一种强大的工具，以实现一系列（包括实用性和象征性）的功能。
法国、荷兰、芬兰、德国、丹麦和挪威只是这二十几个位于欧洲的国家中的一部分。他们已经采用了强有力的国家建筑政策或以政府机构为行为主体致力于推动公共领域设计的卓越发展，以政策推动建筑革新的观念蓄势待发。总部位于布鲁塞尔的欧洲建筑政策论坛组织（FEPA）成立于1997年，编制最佳作法、召集官员以分享各国关于如何更好地制定和实施他们自己的政策和制度的知识。在欧洲，一个国家的建筑政策如同气候、能源和房屋的国家政策一样正日益地被标准化。
这是很有道理的。为什么所有发达国家不能在某个能影响一切（包括从资源消耗到城市发展、从公共安全到经济增长）的领域明确一个位置呢？
法国的建筑制度是运行最久的，在许多方面也是最成功的，证明了政府支持的尝试不仅可以提高市政建设的质量，而且在政治家和一般民众心中植入了一种态度——设计与各个国家关注的其他无数事宜之间是相互关联的。
法国建筑政策的决定性时刻是在1977年。一项宣称建筑是为公共利益服务的法律正式使建筑的发展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并且政府有责任去维护并促进它。这项法律直接促成了建筑、城市规划和环境委员会（CAUE）的创立。
最近出台的国家建筑政策由挪威推行于2009年，它的意义也是极为深远的。超过一半的部委（挪威政府共有18个部委，参与的部委包括从国防部到儿童和平部等共13个。）参与了起草工作。这个100多页的文件有针对性地陈述了视建筑为改善社会环境、保护文化和刺激经济的工具的观点。
突出三大重点——可持续发展、城市和社会转型、知识和创新——的政策以政府应该扮演一个榜样的社会角色的定位作为开始，以增加挪威建筑国际知名度的目标结束。文化部国务秘书罗特·格瑞普·库特森说：“这不仅是志在推动建筑革新的政策，也是见证建筑设计和政治如何共同努力解决问题的历史新措。”
有一个与传统政策运行明显不同的例外：发达国家在过去20年里越来越多地采用集中式的建筑政策。这样的行动——不管是一项政策、一个联邦机构或委员会的文件，还是一项白宫内的尝试——在美国具有可行性吗？
美国政府，以自己的方式，在其发展过程中推动建筑和设计的发展。托马斯·杰弗逊（本身是一个重要的设计师）是最早提倡建筑可以在国家增长和积累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人。这个国家的建筑遗产展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设计高点，从城市的规划到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大量联邦政府资助的模范建筑物、纪念馆和纪念碑。
国际艺术基金会（NEA，成立于1965年约翰逊担任总统时）和一般事务管理局的设计卓越计划（GSA,发起于1994年克林顿执政期间）在最高水平上以最直接的方式致力于推进设计进步，尽管政府的力量分布在不同的领域，包括国家人文基金会、艺术与人文总统委员会、史密斯学会和国务院（监管该国在国际博览会的表现和海外大使馆及住宅的建设）。
支持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努力是分散的，因此它培育政府机构和公众以加强关于设计对我们文化和经济重要性的意识的行为并不是那么有效。或许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去年八月国际艺术基金会（NEA）和设计卓越计划（GSA）联合发布了实践“对一个新设计举措的研究、分析和规划”的方案的请求(RFP)。
一个隶属于总部位于纽约的建筑研究办公室（ARO）中，雪城大学建筑学院院长、美国建筑师协会的马克·罗宾斯和詹姆斯·利马正在探索RFP需要的战略，“提高设计卓越计划（GSA）关于推出优秀设计的承诺，告知国际艺术基金会（NEA）在优秀设计、宜居社区和创造性场所建设中的投资”。RFP的总体目标是“在联邦机构中灌输一种关于城市设计、景观建筑、平面设计和一般公共空间的品质设计的行为准则”。
国际艺术基金会（NEA）的设计主任杰森·斯库巴在被问到如何设想这个研究的最终形式或结果时说：“我们不能有任何先入为主的观念。当然，我们正在研究其他国家的做法，但是不论我们提出什么方法。都必须在美国和我们既有的体制内发挥作用。”
目前的调查扎根于亚林斯基和工程师盖伊·诺德森在2008年组织的一系列讨论之上，讨论的问题是关于基础设施、可持续发展和气候控制等方面的。在那个时候，国会正要批准一个承诺以7890亿美元资助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经济刺激计划。
亚林斯基说：“我和盖伊·诺德森感兴趣的许多问题，如把基础设施规划、运输和城市宜居性与开发联系起来等，无疑是我们此次调查须考虑的一部分”。他的团队将在这个春天完成该调查。
罗宾斯说：“在联邦政府，有一种认识，即决策是相互关联的。例如，HUD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或DOT美国运输部正在做的事如有交叠，他们都很清楚相互沟通的必要性”。“因此我们正在考虑的一件事就是如何加强各机构之间的沟通”。一些机构已有在设计事宜上合作的良好历史。例如，国务院正在就其关于海外建设的自身设计卓越项目征求设计卓越计划（GSA）的指导。
政府结构和职责分工的复杂性只是任何一种统一立场或战略会面对的众多障碍之一。美国难以像挪威（500万人口）、甚至是法国（6200万人口）一样可以使政府结构紧凑化。对于以税款支持建筑政策落实被明确视为“文化内的事”的观点，国会山的许多官员都认为是不可信的。更不用说建筑和设计不仅仅是艺术的或文化的追求这一事实。
在美国，在最普遍意义上，“文化”往往以在欧洲不能想象的方式变得两极化和政治化，在欧洲，市民希望政府为公共设施（包括艺术）提供补贴。法国建筑历史学家让·路易·科恩说：“政治或意识形态的问题绝不会出现”。他解释道：即使在最保守的政治周期内，法国建筑项目也几乎没有资金被抽回的风险。“它们已经证明能为建筑环境、发展效率和法国文化提供实实在在的保障”。
由于此次调查须FEPA和许多其他论坛的努力（如世界各国文化部长的常规集会），许多其他国家和欧盟内其余的成员在采用正式建筑政策的过程中，相信其通过促进建筑和它所覆盖的建筑、基础设施、公共空间、街道、乡镇等能够获得长期的经济和社会回报。美国缺乏一个等同于欧洲国家文化部门的内阁级的团体或联邦机构。不过，即使在那些已经采用了自上而下建筑政策的具有前瞻性的国家，也曾经遭遇挫折。
建筑和建筑环境委员会（CABE）——英国政府关于建筑、城市设计和公共空间的顾问，其濒死体验可以被那些正在采用新建筑政策的国家视为一个警示故事。长久以来，由于其良好工作，建筑和建筑环境委员会（CABE）被视为一个榜样。自1999年以来，它已经进行了数以千计的、影响了当局和许多地区的发展命运的独立设计审查，然而在2010年10月由于预算危机，该委员会失去了其所有议会资金。
尽管其人员和职能已经被严重削减，但与设计委员会最后一刻的合并才真正拯救了建筑与建筑环境委员会（CABE）。有趣的是，或许是由于其与商业部的从属关系和与工业与制造业的渊源（CABE的支持主要来自于文化部）设计委员会的联邦资金幸免于难，展望未来，两者都将成为全职慈善机构，并更多地依靠商业来源收入。建筑与建筑环境委员会（CABE）已经进行了几年的收费性咨询，例如为2012奥林匹克委员会或国家铁路局提供咨询。在回顾中，建筑与建筑环境委员会（CABE）主任保罗·芬奇说，就像维持法国建筑、城市规划和环境委员会（CAUE）的税收一样，其他资金模式（例如对新建设征税）已经在政府体制内更加根深蒂固。
问题的核心是短期回报的与长期回报的价值博弈。为了使美国保持活力和竞争力，奥巴马总统在其年初的《联合宣言》中陈述了国家复苏的关键，哪个选择更明智是显而易见的。如同高速铁路、可持续发展和清洁能源等项目，总有一些领域是代表国家（和地球）的长期利益的投资。
一个周密的全面的建筑政策可以防止“近视”政治。建筑政策一直努力提供一个宝贵的主题来联系一个个关注点或设计的相关问题，特别是经济问题（例如创造就业机会、扩大出口或者提高国民健康等）。
虽然美国国家建筑政策可能会不可避免地与党派选举结果产生紧密的联系，但是没有政党可以因政府意志独占设计的话语权，就像没有任何一方权力主体操控设计或反过来被设计所操控一样。“优秀的设计是与联邦政府关于公共资源的责任管理完整不可分的。设计不应该被视为是一种增加额外支出的奢侈品，而是一个提高我们生活效率和改善生活品质的过程。我们在国际市场上有效地竞争的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常常被忽略但却是完整不可分的因素——设计质量。”那不是一个欧洲文化独裁的映像，而是美国已故总统罗纳德·里根在1987年参加总统设计奖时的发言。
罗宾斯说：“人们希望每一个行动都能带来尽可能多的潜在成果。如果我们能拿出理由证明设计的价值——重新思考我们的环境和生活方式的本质——那将是不可思议的。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展示设计所拥有的能够使我们文化的所有其他的部分变得更好、更有效和更成功的优势。”
一个关于国家建筑政策的调查
奥地利是一个联邦制国家（和德国一样），这意味着由其9个联邦州主要负责建筑政策的实施。换句话说，省政府为联邦政府资助的住房和土地利用规划制定他们自己的质量标准。奥地利议会要求，每5年联邦政府要对各省的进展进行分析。
丹麦的政策通过于2007年，以优化生活质量的出发点推行——但这个政策最有趣的是，经济和商业事务部与文化部之间的合作重点被放在建筑上，因为它可以推动旅游业和全球贸易出口。政策指出：“丹麦建筑业是一个有竞争力的、有活力的、全球化的部门，拥有国际经验并具有渗透的能力。”
法国建筑政策及举措的成功在于对一个全面的、多层次的网络结构的应用，它自上而下地推动设计在经济和文化领域的价值的实现。这个网络结构包括几十个议会、部级机构和其他部门。
联邦交通、建筑和住房部门在2000年发起了建筑和建筑文化的倡议。一个有近30个政府、大学和工业机构的联盟，加之我们可以想象到的与设计相关的每个专业组织。这个联盟的主要工作是在这些与建筑过程有关联的群体中培养一种意识，并为联邦采购的有效竞争制定法规。
作为世界上人均建筑最多的国家，意大利起草了一个建筑政策，但是缺乏一个能够支持它的政治领导者。政府在2001年制定了当代建筑与艺术总方向（DARC），借鉴法国的融资竞争模式，但是DARC未能执行。
这个国家有一个有趣的政府职位——首席建筑师，一个由专业人士轮流任职的职位。在此职位上的工作人员通常是受人尊敬的私人从业者而不是职业官僚。首席建筑师的职责是“提高建筑质量和加强政府建筑的城市适宜性”，并为政府政策的出台和国家项目建筑师的选择提供建议。
挪威的政策整合关于园林建筑、开放空间、宜居城市、文化遗产、可持续发展和知识经济扩展等课题的讨论。国家旅游路线或许最能体现该政策的野心：挪威公共道路管理部门的一个项目——开发和改善18条路线的政府行动——已经带动完成了几十个惊人的项目，包括由新兴建筑师和景观设计师完成的观测平台、天桥和各种亭子。
建筑与建筑环境委员会（CABE）经常被视为建立建筑和公共空间开发设计标准的典范。成立于1999年的建筑与建筑环境委员会已经成为设计委员会的一部分，它已经完成超过3000次的大型发展项目的审查，提供独立的决定性和技术性的建议。
美国制定了很多设计方案，比大多数人能意识到的更多——在肯尼迪、约翰逊、尼克松、里根和克林顿担任总统期间，都出现了特殊的地标性建筑，包括国家艺术基金会、联邦设计改进方案。
